杜甫的五言长诗都是写给谁的
所谓五言长诗，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体式：讲究声律对仗的五言排律，不讲声律对仗的五言古诗。
那么，同样的篇幅，为什么要有时候讲声律对仗，有时候不讲呢？难道是因为凑不上格律，就去写古诗吗？如此说来，岂不是古诗写得越多，说明水平越差？显然有哪里不对。
唐代的五言排律，也不是每个字都讲声律对仗的。与其说五排是稀释了的五律，毋宁说五律是极简主义的五排。五排与五律同属齐梁以后的声律新体，只不过，五律是最标准的形式，五排则是体式未定的新体，五排既然没想好要写八句，也就可以没想好一定要每句都合格律。
五排可以学齐梁，可以有不合格律的地方。那么五古就可以学晋宋，可以有讲对仗甚至讲声律的地方。这么一来，五排和五古的界限好像又模糊了。
其实，五排和五古应该有除了格律以外的差别。五排和五古的血统是不同的。五排是近体，来自富艳精工的宫体诗；五古是“选体”，是从脱胎于汉乐府的汉魏文人诗发展来的。它们骨子里的气质是不同的。这种不同，不能从某一个细胞里化验出来，却是可以从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上一眼看出来的。
气质的不同，决定了五排和五古的用处是不同的。有的事是归五古做的，有的事是归五排做的。在每一位作诗行家的调色盘里，这样的分工其实都是隐隐安排好了的。今天，我们先来看看杜甫的调色盘。
杜甫的五古和五排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好多都是交际诗，有一小部分是咏怀的，另外还有一点咏物诗、游览诗之类。这样看来，五古和五排的功能好像也没什么区别。
让我们把镜头推得更近一点，比如说，先主要看交际诗。交际的对象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他们的身份、与杜甫的关系各不相同。同样是交际诗，杜甫的五古和五排，分别是写给什么人的呢？
杜甫的五排写得很好，他爷爷杜审言的五排也写得很好，于是大家难免想，这就是家学渊源，好像杜甫写五排是他爷爷手把手教的。但是，杜甫没见过他爷爷，他爷爷在他出生前4年就去世了。杜甫最多只能在爷爷精神的感召下，从小好好练习写五排。
但是，我们今天也见不到少年杜甫写的五排。我们今天见到杜甫最早的一首五排，写于天宝四载，那年，杜甫已经三十四岁了。
相反，我们今天能见到杜甫的最早一首诗，《望岳》，却是一首五古，是杜甫二十五岁时写的。没有人告诉我们，杜甫的五古是跟谁学的。杜审言并不太写五古，杜审言所敬仰的一位同事，崔融，五古写得很好。杜甫的母亲姓崔，有人说她是崔融的女儿，现在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个说法，而说她是王维母亲的娘家侄女（参见查屏球《蓝田崔氏庄之“崔氏”考——墓志与杜甫母系新证》。《浙江大学学报》，2021年第2期），总之她出身于博陵崔氏，应该没有问题。
博陵崔氏是山东的高门士族，山东士族则是唐代文学复古积极性最高的群体。杜甫跟崔家的舅舅、表兄弟都玩得很好，经常以五古投赠他们，不知杜甫写作五古是否受他们的影响。活着的外家比没见过面的爷爷更有影响力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安史之乱前，杜甫在长安、洛阳处于频繁交际的状态，给各种人写了很多诗。收到他的五排的，有很多都是权贵，像什么“汝阳王”、“翰林张学士”、“集贤院崔于二学士”、“鲜于京兆”之类。杜甫在这些人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，却好像没有对他们倾注什么感情。对他们的称赞，都是一些富丽堂皇却远在天边的措词。如他称赞哥舒翰：
……智谋垂睿想，出入冠诸公。日月低秦树，乾坤绕汉宫。……（《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》）
哥舒翰收到这样的赞美，当然会开心。也不能说杜甫说的不是实情。但这样的颂美，总是尊重多，亲近少。如果哥舒翰或者后世的读者，真的据此认为杜甫对哥舒翰有多么深的感情，就太拘执了。
而收到杜甫五古的人，很多没有那么高的身份，却是与杜甫一样高蹈傲世的君子，是杜甫愿意与之倾心相交的人，其中有著名的高适、岑参，有杜甫的舅舅“崔少府”，也有今人不太熟悉的“程录事”。杜甫给他们写诗，就亲近很多，往往会发牢骚，会开玩笑。
例如，高适辞去了封丘县尉，随哥舒翰去从军，杜甫打趣他说：“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捶楚辞。”意思是你终于不用干拷打犯人的低贱工作了。唐朝的进士往往要从县尉干起，处理一县之中的繁琐事务，其中包括大量的审讯犯人的工作。唐朝这么用人，像杜甫这样的人，其实是有不满的。在跟哥舒翰说话的时候，要一本正经，到好友高适这里，就可以发发牢骚了。这样的句子，有些汉魏名士的清高，又有些汉乐府的朴实，但实际上，汉魏古诗和汉乐府的语体都不是这样的，这已经是杜甫自己创造的一种古诗了。
又如他写给岑参的古诗：
写日常生活中的场景，写对朋友的思念，写对时局的忧虑，语调平易，好像是一封信。这样以诗代简的做法，在六朝其实并不流行，几乎只有陶渊明用得比较得心应手。比起陶渊明的同类作品，杜甫似乎进一步放弃了典雅，大胆引入日常生活中不甚唯美的事物，即使是写沉重的主题，语调中也带出些许揶揄调侃。这样的写法，对后来白居易、苏轼等人的五古都有直接的影响。
五排就像繁复的盛装，是见大人物的时候穿的，穿起来举手投足都必须板板正正；五古则像飘逸的茶服，可以穿着去见一二知己好友，边喝茶边“吐槽”。
也有大人物只收到过杜甫的五古，那就是李邕。杜甫记录与他同游的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《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》都是五古。李邕以“能文养士”见称，是当时的文坛领袖，却被统治者屡次贬斥，最后被李林甫陷害，被杖杀于七十岁。李邕是有地位的人，却也是让统治者不舒服的人。他比杜甫年长34岁，却主动寻访杜甫“求识面”，足见他是个无视世俗名位的性情中人。
这样一位有个性的老人，带着杜甫这样一位有个性的青年游览，真是一道令人羡慕的风景。杜甫只给他写古诗，跟高适、岑参一个待遇，或许说明他把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当成了一位特殊的朋友。在这位前辈面前，杜甫不用那么小心翼翼，是可以直抒胸臆的。
甚至有一种可能，李邕在世的时候，杜甫还没有开始写五排，还没有真正开始出入于权贵之门的干谒生涯，他还是满怀儒家理想的崔家外孙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个阶段，杜甫已经在用五古吟咏情志、叙说自己的经历了，甚至已经写下了五古名作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》，而他此时从不用五排写类似的内容。五古天然比五排适合咏怀，这与其说是由它们的形式决定的，毋宁说是由它们的血统决定的。杜甫给真正的好友写五古，是因为向他们倾诉基本相当于咏怀；在大人物面前不能直抒胸臆，所以只能写五排。
那么，有没有人同时收到了杜甫的五古和五排呢？也有。最典型的是被杜甫称为“韦丈人”的韦济。韦济是韦承庆的侄子，跟杜家也算是世交，比杜甫大一辈。天宝七载，他任尚书左丞的时候，杜甫给他写的诗，就既有五古，也有五排。
其中那首五古，就是著名的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，一开头就“犀利吐槽”：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”无论是在修辞上还是人情上，都显得无所顾忌，因其表情之强烈、批判之辛辣，成为千古名句。接下来，杜甫又模仿汉乐府或早期文人诗的口吻写道，“丈人试静听，贱子请具陈”，甚见古意。杜甫上一次写五古，还是三年前写给李邕，可见韦济是继李邕之后，又一位可以让杜甫推心置腹的长者。
而两首五排，却还是老老实实地用典、歌颂：
对杜甫来说，这位忘年交又与李邕不同。他可以在韦济面前无所顾忌，却不能在韦济面前时时无所顾忌。此时，杜甫的处境已经比从李邕游时艰难多了，他已经迅速地学会了用五排处处干谒，即使对可以交心的韦济，也难免要客气一下。
即使在古体诗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，也有大量的篇幅用到了对仗乃至声律，基本属于晋宋体，甚至是北齐那种自然传承而受到了声律浸润的晋宋体。在偶然无法抑制的直抒胸臆之后，杜甫在韦济面前还是无法抛弃曲折委婉。这些对偶铺陈，让这首古体诗仍然显出了一些排律的味道。
李白也受到了相似的待遇。杜甫既给他写过五古《赠李白》，也写过五排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。前者全无声律对偶，真如蔬食青精，极力表现“所历厌机巧”，看得出求取李白认同的强烈愿望，甚至表现得有些稚嫩。此时，他们是复古之路上志同道合的盟友。后者则并不像写给韦济等人那样堂皇：
前四句不作对仗，且有拗句，近于古体，表现出李杜相处时的疏狂之态。中间的对仗或严谨、或巧妙，却不再有厚重的典故，更不再有关涉庙堂的溢美之词。杜甫所要赞美的，是李白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情谊，是旅途日常中的美好。相对于那些诚惶诚恐的五排，这首诗几乎是一种戏仿。尽管如此，从杜甫精心设计的一个一个对句中，仍可以看出他对李白的倾慕，对这份情谊的看重。此时，杜甫仍是李白面前的一个后辈。
杜甫的交际对象是可以进一步分类的。有的人是朋友，只适合写五古；有的人是前辈，只适合写五排；有的人则都可以写，那么他既是前辈也是朋友；五古还是五排的成分大一些，可以看出此人更多的是杜甫的朋友还是他的前辈。交际的情况形形色色，而五古和五排本身的功能是比较固定的。五古用来直抒胸臆，五排用来表达倾慕。
在杜甫的五律中，则既有直抒胸臆的，也有华丽庄重的；既有写给朋友的，也有写给前辈的。五律的功能显得不那么分明，可以同时承担五古和五排的角色。这是因为，在杜甫的诗学体系中，五律兼祧了选体与宫体的两个传统。有人认为，唐人是不区分五古和五律的。这并不是说，唐人在下笔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五古还是五律，而是因为，早在南北朝后期，宫体诗人们已经用近体尝试过了《文选》诗的一切题材（尽管创作量很少），唐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加强，已没有凭空创新的余地，因而并不忌讳用五律来写选体题材，甚至会有意将选体题材写成五律。
杜甫的五律突出地体现了唐人五律的这个特点，但他在早期写作五排时,仍然将五排当做比较原始的文体，限制在贵族酬赠诗的领域内，并且带出一定的宫体色彩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的交际诗，写五古表示与对方亲密，写五排表示尊重对方，写五律则显得较为暧昧，留下了更多的回旋余地。
安史之乱后，杜甫各体都打破了原有的写作规范，五言长诗自然也不例外。
战乱流离中，杜甫失去了干谒的可能与必要，自己也渐趋老境，没有必要再仰慕谁，五排原有的写作对象已不复存在（相比之下，五古的写作对象受到影响不大，甚至还越发适合）。但杜甫写作五排的频率有增无减。其中，很多作品仍看得出是五排正体，即使是写给平辈乃至晚辈，也是一如既往地郑重。这些写作对象往往是关系比较疏远的。除此以外，杜甫为五排开创出了很多新花样，总的来说，就是把原来选体诗的功能引入五排，像写古体诗那样写五排。
五古与五排只是渊源不同，因产生年代的远近而有高下之分，但古体诗的写法与近体格律并无必然矛盾。将老文体的写法引入新文体，可以提升新文体的格调，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。
杜甫后期的五言排律，有写时事，叙乱离而见厚重者，如《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》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》；有以诗代简，清空流易，而对仗自工者，如《寄韦有夏郎中》《元日示宗武》；有与友人酬赠，宛然六朝遗风者，如赠严氏诸作；有席中放旷，犹如醉歌者，如《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》；有观风景者，如《上白帝城二首》；有叙身世者，如《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》《偶题》（文章千古事）；有悼故友者，如《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》；更有大量的优秀咏怀诗，如《伤春五首》《立秋雨院中有作》《西阁二首》《夔州书怀》《九日五首》等。
这些佳作，有的是对客挥毫，但再没有早期五排的拘谨；有的是没有对象的个人化写作，足以继承阮籍、陶潜的古诗传统。其中每一首都值得专文赏析，本文限于篇幅，只能列举题目，留待读者自去品味。事实证明，在驾驭汉语足够熟练的前提下，选体的任何一种艺术优势，都是有可能为五排所继承的。
五言排律很难产生进入选本的名作，究其原因，可能是部分作品过于典丽，人情味盖过了诗味；而像杜甫后期的五排也很少入选，恐怕与篇幅较长、用典较多、触发了人们对排律的刻板印象、令人望而生畏有关，很少有人在看过了杜甫的前几首排律后，还敢于去深究其晚年每一首排律的艺术细节。事实上，长篇五古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
从杜甫的创作可以看出，五排和五古是有功能上的分工的。五排的应酬意味比较强，而五古是一种更适宜个人抒情的文体，在用于交际时只适合比较亲近的对象。杜甫后期的破体，也是以早期的辨体为基础的。杜甫后期的五排千变万化，承担了本来属于五古的种种功能。
（原载《文史知识》2023年第1期）